陈传才先生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北京出版社）放在面前，心里确实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在我们看来，写好一部学术史是个具有很大挑战性的工作。它需要鸟瞰全局的气魄，需要历史史实的成竹在胸，需要与书写对象的生命契合。作者在逼近心中的历史“真实”时，必须慎重选择历史上的“个体事件”；更重要的是必须勾勒出作者心中的独特的历史深层“逻辑”。否则，一部学术史很可能落入罗列事件、排列人物、略置点评的琐碎状态。尽管当下艺术史似乎已经到了终结的时期，追求历史的深度也似乎愚蠢可笑，各门类艺术家也不断宣告历史从“我”开始——历史像根鸡毛一样轻飘，只有现在与自我的重量。但对历史的追问与考古还是一些学者的学术情怀，又值千年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所以各类学术史的编写还是一片繁荣。文艺学百年与百年文艺思潮相关而不同，文艺思潮史的写作多以人物、事件为中心，力图还原历史的可触摸性，让读者身临其境。因此，如《武训传》批判与《红楼梦》研究批判等重大事件轻易绕不过去。而文艺学史是对文艺学学科百年嬗变的深层学理性追问，必须紧紧追寻其内在嬗变的学理性逻辑。所以写《文艺学百年》与写《文艺思潮百年》不同，不能以选择历史“散点事件人物”的方式结构文本，而必须击穿这些“历史散点”，寻求其在百年文艺学学科建构中的历史份量。抱着这样的历史眼光，《文艺学百年》所选择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与《文艺思潮百年》一类的著作自然大不相同。《文艺学百年》一书紧紧扣住二十世纪上半叶“五四”时期与下半叶新时期两次文艺学大转型，以这两次大转型为基点在历史的脉络中上下伸展，带动诸多历史事件与人物，清晰梳理各种理论与思潮的互动、背离与纠结的复杂关系，力图把握百年中国文艺学的深层结构关系。在这点上显示了独特的色彩和价值。
在追溯百年中国文艺学的第一次转型时，作者的笔触落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中国传统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政治——伦理”文化在近代的嬗变实是中国古典形态文艺学向现代文艺学嬗变的最深根源。与深层文化转型相关，近代文学产生诸多革新运动，带来了新的文学精神，带来了新的文学风貌；这些新精神与新风貌必然孕育且呼唤出新的与之相应的文艺学知识话语形态。作者在第一章“中国古代文论向现代文论转变的内在根源”中对此作了充分的论述。该章还论述了梁启超与王国维对促进文艺学现代转变的贡献，虽然把王国维与梁启超放在“中国古代文论向现代文论转变的内在根源”一章中论述是否妥贴，尚可商榷。笔者以为，放在下一章“从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变革”中论述也许更合理。作者这样安排也许是为了章节的整齐美，每章三节，但是其中的一些具体论述却新意迭出，比如依通常的看法，梁启超的文艺思想的价值观是只重社会政治功利，而《文艺学百年》举出梁启超《美术与生活》中的观点，认为梁启超对构成艺术的美、情感与趣味等价值是相当重视的。然而，作者并没有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而是继续追问：为什么在具体的行文中，梁启超也许是下意识也许是有意识地偏重于文学的社会政治意识价值。又比如把握梁启超与王国维的文艺思想时，不仅论述其对文艺学历史的突破与贡献，还把握了其对文艺学后来发展的幅射与影响。作者指出了梁启超的具有新时代特点的社会功利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形态，对“五四”前后的文学理论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国维的文艺思想凸显了文艺的审美本质和审美价值，为中国现代纯文学观念的建立开辟了道路，深刻影响了中国文艺学现代形态的建设和发展。《文艺学百年》处处像论述梁启超与王国维一样，把对象嵌入历史的脉络中前后映带，勾画出历史文本中深层的互文关系。这些都体现了《文艺学百年》匠心独具的眼力。
把中国百年文艺学的发展以两次转型来概括，百年文艺学演变的复杂生动的丰富性纳入两次转型的框架来论述，怎么去整合一些事件必然颇费一番心思，绝非随便设一章节就可完事，从中可以体现作者的历史意识和对历史脉络的把握。这些事件往往是百年文艺学两次大转型中的大转型，要对其作出很好地把握当然不是容易的事，如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讲话》任何简单化的处理，比如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不足取的。要敢于面对各种复杂性，这需要很大的理论与现实勇气，比如清理《讲话》以前的文艺包涵哪些历史丰富性？《讲话》对这些丰富性选择了哪些内容、拒斥了哪些内容？这些选择与拒斥又是由哪些历史语境决定的？《讲话》当时在文艺工作者中的影响与效果是来自文艺工作者的自觉选择还是其他方面的原因？《讲话》对以后文艺发展提供了多大可能性空间？建国后“左”倾文艺与《讲话》有多大程度上的历史联系？等等。《文艺学百年》认为《讲话》科学地总结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实践经验，并且奠定了现代文艺学发展的理论基础，这显得有些单薄。作者从文艺学的现代性建设角度全面肯定《讲话》可以商榷；如果说《讲话》奠定了建国后文艺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可能更合理些。对《讲话》的影响与意义的判断从建国后特定历史阶段着眼而不是从文艺学现代性发展着眼，可能较符合历史实际。作者对《讲话》进行了全面积极肯定后，设有一节“对后来出现的‘左’的文艺理论思潮的梳理”；虽然作者认为“从50年代中后期起，直至‘文化大革命’，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致使这段时间的文艺实践，在许多方面严重背离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似乎《讲话》与后来的“左”的文艺思潮没有关联，但我们是否可以从这样的章节安排上感觉到作者潜意识地发现了这种联系的存在。
该书第一编写第一次文艺学转型，历史感非常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细节材料；第二编写第二次文艺学转型，由于历史距离太近，历史细节材料的选择可能会带来盲视的危险，因此作者面对历史时，选择了综合概括的方式。虽然历史感稍弱，但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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